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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3月10日，是金庸92岁生日（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众星齐贺，祥瑞纷呈。鉴于年年传出大侠驾鹤西巡的假消息，真替老爷子高兴。
金庸出生的年代，正是民国年月，浙江海宁的书香望族，刚刚懂事就日寇西来，少年流亡，辗转于南方中国，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落脚港岛，办《明报》，写武侠，“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文人的巅峰，称心快意。对于这些，已有浩繁文章探讨，我所感兴趣的，是金庸所折射的，一代文化人群落的人生踪迹图。
几年前梁羽生逝世，金庸曾写下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梁羽生生前曾在采访中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梁羽生喜欢李叔同的一句话：“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金梁之间，实有瑜亮情结，也曾留下文人佳话。
1951年，两人都是《新晚报》副刊编辑，梁羽生编辑“天方夜谭”，金庸则编辑“下午茶座”。工作之余，两人或茶酒诗话，或对弈搏杀几局。创作武侠小说之后，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还曾在《大公报》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百剑堂主去世之后，梁羽生赋联纪念：“三剑楼见证平坐，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侧面描述了三个人的文人生活。
这是报馆生涯，金庸还有一些好友，如黄，如倪匡，如蔡澜，每每忆起他们，我都会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
黄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到广州，然后到香港，从此一生北望神州。
这是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胡菊人、余英时、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唐德刚。他们的命运颇有共同之处，像鸟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都深藏着去国之痛，却又蕴含对传统文化之痴。
这种痴，最集中地体现在武侠小说。无论金庸还是梁羽生、古龙，都用武侠小说实现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构筑了神奇瑰丽的武侠江湖。同时，以或道家态度，或儒家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
金庸当然是儒家，金庸的人生际遇，也是一个儒生的真实形象，他一边对民主自由有坚定信仰，一边对强大、统一、稳定等儒家理念积极提倡，《明报》在香港也曾被批评为“由左而右，又由右而左，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报纸。”陈平原曾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对于金庸，则可反过来说，他笔下的武侠人物，多是千古侠客儒生梦。为国为民，不仅侠之大者，也是儒生之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