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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66年到1969年正在读高中或初中的各三届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这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新人，童年时候是有体验的，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这代新人都共同经受过。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的淘汰品。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读书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找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要结婚生子的时候，开始实行晚婚晚育；从乡下回来，安排进了小厂小企业；刚过中年，就不得不失业下岗。这的确也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一、
我叫李长勇，1949年出生，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是六九年下放的知青，刚下乡时，弟弟才十岁，小妹妹也只有八岁。因父亲患矽肺病去世了，仅靠在矿里做小工的妈妈每月挣来的二十来元钱，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下乡后，买油盐粮菜全靠自己挣钱来解决。那时，在农村一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才九分钱，至于我这个半劳力就更低了。人，总得生存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在山里生存，就只能打山的主意。
有一天晚上，社员上山偷砍树木，连夜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卖，我犹豫一阵之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跟着一伙人摸黑去上山偷砍树木，谁知刚砍倒树木，准备扛走时，被巡逻的林场工人发现了。为了逃避被抓，我在仓惶之中跌进了一个土坑里，当场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发现右臂和右腿都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想喊，又怕招来林场的工人；想走，又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我迷失了方向。
绝望之中，我哭了。哭过之后，还是摸黑慢慢地爬出土坑，也不管后果如何，瞎乱地顺着山腰上的一条小道爬去。后来，我爬到一个岩洞，发现里面有人，便爬进去求救。
这家人共有祖孙四人，老公公见我伤重，听我讲明情况后，便同意留下我。然后，他用单方，找来草药为我治伤。
半月后，我伤愈拜谢了他们回到队上，恰好遇上只有一面之交的陈晓光，我便告诉了这次"落难"的经过，陈晓光听了大为感动。
第二天，他和女朋友春梅托人买了两斤糖来，要我同他们一道去找那个老公公。
当时，陈晓光是听我说:现在还有人住岩洞。又觉得这位老公公心地善良，应该好好感谢他，所以要我带他二人一起去看望老公公。
到了岩洞，陈晓光发现岩洞既矮又黑，洞内既无床又无什么家俱，而是谷草铺地作床、三块石头垒在洞口作灶煮吃的便是一个家。看见这祖孙四人衣服褛烂、简直不能遮羞，更为他们能救人而感动。又闻知这位老公公是烈属，儿子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补贴。顿时，全身血液沸腾起来。
我和陈晓光、春梅告辞了老公公回来后。马上安排几个知青分别串连了二十多个当地的和外地的知青，各自准备三天的口粮，第三天在山下集合，准备搞一次"献光和热行动"。
第三天，我们二十多个知青由陈晓光指挥，当天就找了一块向阳坡地，平整出一块屋基来。晚上，又集体行动，上山砍了几十根树扛下山来。第二天，便分别做出椽子、桷子、房梁。与此同时，另一拨知青则挑土筑墙，三天就建成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一个偏屋的土墙房子。第四天，椽子上了、桷子也钉好了，却发现没有瓦。正当大家发愁时，一个社员说：“一个公社干部刚收到一汽车别人进贡的新瓦，可以去借啊！"当天晚上，我们便偷偷地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开出来驶往那个公社干部家，先威胁要告发他受贿。然后，又劝他"行善"当一回雷锋，好说歹说，他最后同意送我们一万块瓦。于是，把那一万多块瓦由拖拉机跑了三趟拖回来，当晚就盖上了。第五天，便请那家烈属祖孙四人搬进了新居。
然后，陈晓光叫大家分别回去后不许声张，由他一人背着被子到县公安局自首投案，承担了一切责任。
由于这次违法行动帮的是烈属，又加上中央对知青陈晓光的来信作了批示：要对知青照顾、宽容，又因不少贫下中农知道这事后，纷纷联名向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宽大陈晓光，最后县革委下令公安局无罪释放了陈晓光。
正是这段经历，我和陈晓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陈晓光因为这事，在全县知青中名声大震，成了知青们崇拜的偶像。
几年以后，也就是七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趁着刚下了一场雨后的空闲，挑着一担刚分到手的谷子，沿着山间小路不顾路滑回家。
下过雨后的山间小路，很不好走，当我费力地爬上陡沟子，正想歇口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个人跌了一跤，并滚下了山下的河里。也许是那人被意外的一跤摔晕了或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只见他落进水后往上窜了窜，就叽哩咕噜地沉入了水底。
我看见那人沉入了水后，才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一个鱼鹰入水跳进河里，几下冲刺游到那人沉水的地方。我迅速地换了口气，扎进河底，睁眼一看，见那人还在挣扎，潜到他背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回身拖起浮上水面。当我把那人拖上岸，为他倒了水，又做了人工呼吸。见他有了呼吸后，我才发现自己挂着了河底的树桩、手臂上裂开了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血正不断地流了出来。
那人苏醒后，能说话了，我因伤口流血过多，加上伤口浸了水而痛得我说不出话。
我包扎好了伤口，谢绝了他要帮我挑谷子的要求，咬着牙把谷子挑回了家。
事后那人打听到我的姓名，马上在全公社乃至全区、全县进行宣传。于是，我这个舍己救人不留姓名的老知青被招了工。到地区学习半年后，七三年五月初被分配到我原来当知青的公社，当一名人保组（人民保卫组）的办事员，也就是现在的乡公安员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