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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自发党及其他（11）
十一、我所认识的唐玉美。
在那些浩如云海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宜昌“自发党”的相关记录的时候，除了熟悉了张光瑞，也熟悉了唐玉美，就是那些资料介绍她曾经是乡村师范的女学生，是张光瑞的妻子，还有一个原注使得我血液凝固：“她是宜昌五中教师、已退休。”于是我就把那些历史资料里的唐玉美和我所认识的唐玉美重合在一起，就知道我曾经认识她。
我母亲彭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上半叶担任宜昌五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的时候，五中的校门是朝着怀远路（备注：现在的红星路）开着的，当时前面操场的石坎下的一排不起眼的平房里住着我们一家，还有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余杰范（备注：后来曾任过市文化局长）一家，副校长崔传礼（备注：后来担任过宜昌市副市长）家大口阔，一个单间根本住不下，他的家在福绥路中段、靠近原工人文化宫（备注：现在职工旅行社）对面的一栋两层楼房的楼下。而唐玉美一家是否在学校住，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见过的唐玉美个子不高、瘦瘦的，一头的齐耳短发，脸型瘦得出奇，如果不是尖嘴猴腮，我只能想起“干枯的枣核”这样的句子加以形容；那个时候，她的脸上虽然还没什么皱纹，也没什么表情，黄黄的有些病态，不过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人都有些面黄肌瘦，这也很正常；一般的时候她有些严肃，话也不多，只是记得她的眼睛很明亮，用现在的语言说，那就是她脸上的唯一闪光点，也还是有些睿智的。
因为瘦小，唐玉美的身材就是一个典型的飞机场，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没什么女人味；印象中的她如果不是穿一身深蓝色的布衣服，就是裹着一件厚厚的短棉衣；明明是一个女老师，不知为什么，我却总是记得她系着围腰的样子，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穿一双现在已经绝迹的那种黑色的浅口胶鞋，提一个黑色手提袋，走起路来，胶鞋就会咕叽咕叽像进了水似的发出声响。
因为母亲工作的原因，我在宜昌五中曾经住过四五年，我的少年时代（小学五年级以前）几乎都是在那座历史悠久、也很有故事的中学校园里度过的。当然就认识当时学校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也认识唐玉美。只不过和她的交往不多，老师们的教研室虽然距离我们的家不过就隔着一个大操场，可是身为校长的母亲对我们两兄弟家教很严，从不准我们进老师办公室去玩耍。
在我的印象里，唐玉美从来也不和我们这帮小罗卜头的孩子亲近，也很少和我们说话，不过记得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天生就具备当老师的素质；我和她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平时就是见了面，她要么不理不睬，要么也不过就是浅浅一笑，然后就扬长而去。也许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曾经自首过的历史问题已经被学校掌握，也就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在宜昌五中所住过的那几年时间里，我们和她的私人关系远不如那个每年夏天把我和弟弟带到武汉二姨家的邱老师和其他教师那么亲近。
就和我在《家人、朋友及其他》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弟弟都长得骨瘦如柴，被高高大大，嘴里镶着金牙的丁老师戏称为‘丝瓜’，‘缸豆’。但就是这样的丝瓜却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乏的时候，感到了精神生活的极其充实。那是我最快活，最无拘无束的幸福时光。”
由于时间久远，也由于记忆减退，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唐玉美的那个儿子的小名究竟叫“贱扒”（备注：宜昌话，jianpa的读音，也就是上房揭瓦的意思）还是叫“土匪”了，反正他当时的年龄比我们这些当时只是小学低年级的小伙伴大一些，所以那个已经长得高高大大的大男孩常常带着我们爬树、翻墙、捉蛐蛐，也带着我们打架和到一墙之隔的大南湖边捞鱼，玩得不亦乐乎。
